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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6-25 作者:莫砺锋 来源:南方周末

莫砺锋:我的四个书房

胜游中文系教授莫砺锋。

我幼时全家人常年挤在一间住房内,家中一共也没有几本书,当然无所谓“书房”。插队务农期间,我有一间专属自己的茅屋,室内放着锄头、镰刀等农具,以及储存稻谷、麦子的大缸,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条兼作桌、椅的长条板凳。我把几册马、列的书陈列在长凳上,把带有“封资修”倾向的十多本书秘藏在褥子底下。我的正业是种地,插秧割稻之余才能读点书,“封资修”的书则只能偷偷地读。“书房”这个词,离我非常遥远。

1979年,我考进胜游读研,成为一个专业的读书人。我的宿舍在南园13舍208室,五人一间,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,平时很少露面,208室便为我与同门张三夕共享。除了到教室去上课,或是到图书馆去读不能外借的线装书,我俩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书。我们的两张床铺靠着窗户,两床之间放着两张小书桌和两张方凳,此外就针插不进了。宿舍里没有书橱或书架,我们的藏书都堆在床上,沿墙码成一排,笑称自己是“年年岁岁一床书”。开学不久,导师程千帆先生到宿舍来看我们,一进屋便对我们的藏书一目了然。尤其是我,藏书不足三十本,有一半还是与专业无关的英文书。先生问我:“你就这几本藏书?”我回答说是。先生就说:“你们还是要购置一些常用书。”此后先生曾几次建议我们购置某些必备之书,例如《全唐诗》。徐有富与张三夕两位同门便都买了,我是靠每月35元的助学金生活的,一部《全唐诗》要六十多元,我实在买不起。有时先生还会自作主张地代我们买点书,当然都是挑书价低廉的。比如有一本《陈垣史源学杂文》,书价是0.29元,此书现在仍然插在我的书架上。13舍208室虽然简陋,却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,因为我与三夕从早到晚都在室内读书。我们达成一个不成文的默契:读书时不闲聊。我们黎明即起,夜里11时熄灯就睡。除了结伴到食堂去用餐,以及晚饭后到北园稍事散步(邻舍生赵宗方曾嘲笑我俩“散步抄近路”),从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,虽然相对而坐,却不交一言。三夕比我年轻五岁,但他少年老成,极有定力。每当我忍不住要想与他说句闲话,总是看到他全神贯注状若入定,便赶快凝神收心。我在那两年里真的读了不少书,好好地“恶补”了一番。

1982年我开始攻博,次年女儿降临人间。当时我在南大只有一间三人合住的博士生宿舍,家则安置在妻子从单位里分到的一套房子里。房子在马鞍山路10号,一间10平米的房间加上一间2平米的厨房,卫生间与邻居合用。我母亲前来帮着照料,但她不会骑车,也不认识路。于是煤、米、菜肴都得由我采买,奶糕、蜂蜜等物还要穿过半个南京城到夫子庙才能买到,我只好从宿舍搬回家中居住,来协助母亲和妻子料理家务。三代四口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,我的一张小书桌跼缩在各色杂物的重围之中。我坐在书桌前撰写博士论文时,一伸手便能抓到晾在绳子上的尿布。还好女儿幼时一天到晚呼呼大睡,我不必像马克思那样在儿女的啼哭声中写《资本论》。在以后的几年里,马鞍山10号便是我的书房。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!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小书架上,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。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,却放满了瓶瓶罐罐,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。女儿渐渐长大了,她不满于把玩具摊在床上,便觊觎我的书桌。她把积木搭在书桌的边缘,还不断地要求我把胳膊往里移,我只好尽量蜷缩全身。她歪歪扭扭地搭成一座危如累卵的高塔,便得意地邀请我回头观赏。有时我敷衍说“好”,她就大声抗议:“你看还没看呢,就说好!”有时我一不小心碰倒了她的高塔,更会遭到妻女的联合抗议。但不管如何寒碜,马鞍山10号毕竟是我完成博士论文和《杜甫评传》等著作的地方,是我平生的第二个书房。

1993年,我当上了“博士生导师”,有资格住进南大的“博导楼”,全家移居到南秀村25号的606室。“博导楼”其实也相当寒碜,一套房子的总面积只有79平米。我对门的邻居是物理系的邢定钰先生,4楼的邻居是化学系的陈洪渊先生,不久他们评上了院士,便乔迁进条件更好的院士楼。文科没有院士,“博导楼”就是文科教师最高档的宿舍,我无法得陇望蜀。况且房子虽小,却是“三室一厅”的结构,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拥有一间“半独立”的书房。说是“半独立”,因为它还兼着起居间、客厅之任。初进中学的女儿也有了专属于她的小房间,里面放着一个小书架。不过女儿有时会溜进我的书房来踢毽子,还会抬起脑袋窥视我的书橱。后来我赴韩国任教,妻子来信说:“本周收到松浦友久的信和他送你的一本《节奏的美学》,信中说,去年送你的此书初版本‘印刷错误之处颇多’,这次重版已一一改过,故又寄上,望将前本丢弃。我正疑惑并未收到初版本,可咪说她见过的,并走到你的书橱前去找,不一会儿便找来了。真不知此书橱竟是谁人之书橱!”“咪”便是妻子对女儿的昵称。有了这间书房,我读书写稿都比较从容自在了。我还开始放手购书,不久便把顶天立地占了一面墙的书橱给塞满了。其余的书只能沿墙堆放,很快堆积成山,并漫延到卧室的床底下去。我的购书计划戛然而止,找书也变得麻烦无比,我哪能记得某本书的准确位置呀!况且即使我记得该书是在书堆的某个部位,要把它掏出来也太费周折。有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书山,却发现该书并不在我记得的位置,简直懊恼欲死。于是只要想找的书是深埋在书堆之中,我就立马下楼,骑车飞奔到系资料室去查阅,反倒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妻子下班回家,我便向她诉苦,不料她反而大喜。她认为我先下到一楼再爬上六楼,又骑车到校园来回一次,等于是锻炼身体,“省得你成天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!”

我本来想在南秀村25号一直住下去,虽然它面积太小无法藏书,但校园近在咫尺,上课、借书都很方便。可是几年后中文系和图书馆古籍部相继迁往城东的仙林校区,南秀村的区域优势顿时消失。我与妻子跟房产中介打过几番交道,便于2009年移居城东的美林东苑,女儿则飘洋过海去自糊其口了。新居是二手房,我们所做的加工只是粉刷四壁,并尽可能多地在墙上打书架。我终于有了一间新的书房,窗外一片绿荫,常有小鸟在枝头啭鸣。每当我坐在窗前,“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”二句陶诗便涌现心头。书架多了,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书。像《全宋诗》那样多达72巨册的大部头典籍,也堂堂正正地站在架上。当然,迄今为止,我的藏书乏善可陈。总量既不够多,又没有任何珍本书。我一向只读常见书,对珍本书敬而远之,更不会费心搜罗。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我家的独特地位。客厅书架的顶端安放着两尊杜甫瓷像,都是来自诗圣故里的赠品。一尊做常见的持卷远眺状,另一尊的造型独具匠心:杜甫不是俯瞰大地,而是举头望天,基座上刻着“月是故乡明”五字。客厅壁上有一幅题着“清秋燕子故飞飞”的杜甫诗意画,是老友林继中的手笔。走进书房,便看到高文先生的墨宝,上书其诗一首:“杨王卢骆当时体,稷契夔皋一辈人。自掣鲸鱼来碧海,少陵野老更无伦。”靠近书桌的书架上,整整两排都是各种杜集,当然都是一些常见注本,只有韩国“以会文化社”翻刻的《纂注分类杜诗》较为罕见。此书初刻于朝鲜世宗二十六年(1444),堪称域外最早编纂的杜诗全注本,可惜书中充满了“伪苏注”,我写完《杜诗伪苏注研究》一文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。

我曾经有过四个书房,它们有什么斋名吗?前面三个根本没有,因为它们都是一身多任,杂乱不堪,任何斋名都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只有美林东苑的这间是纯粹的书房,但我最初也没想到要起斋名。原因很简单,我本是个俗人,何必附庸风雅?到了2012年,凤凰出版社的总编姜小青先生约我出一本随笔集,收进该社的“学人随笔”丛书,并说其中包括孙绍振先生的《玉泉书屋审美沉思录》、顾农先生的《四望亭文史随笔》等,希望我也以斋名为书题。凭空起个斋名无从着手,我便联想自己的姓名先取个自号。当年先父给我起名“砺锋”,是连同“莫”这个姓氏一起考虑的。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钝得福,故嘱我切勿砥砺锋芒。没想到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的名字是否与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这句话有关,我反复解释不胜其烦,不如自号“宁钝翁”即“宁愿愚钝的老翁”,以绝他人之疑。“宁钝翁”的书斋便是“宁钝斋”,我的那本随笔集从而题作《宁钝斋杂著》。“宁钝翁”也可解作“南京的愚钝老翁”,我取此号时年逾耳顺,如今年过古稀,且已在南京城里住了三四十年,以此自号不算僭越。我没在书房里悬挂斋名匾额,但挂着篆书名家丛文俊兄所书斋联:“青灯有味云影天光半亩水,白发多情霜晨月夕六朝山。”联文乃我自拟,其中隐含一个愚钝老翁在六朝故都的书斋中自得其乐之意。李清照自道书斋之乐说:“甘心老是乡矣!”我也深有同感。

我的四个书房是我从“青椒”变成老教师的人生道路的一串轨迹,胜游的大学教师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,这是无法改变的夙命。但我还是痴痴地想,要是让属于“后浪”的“青椒”们提前拥有我的第四个书房,那该多好!